今天已经是腊月二十八了,北方的天空中淡白的阳光还是显得那样乏力,而强劲的寒风依旧没有停歇之意。抗战背上他仅有的几件衣物踏上了返乡的火车。
高瘦的身材和黝黑的肤色让他站在车内过道里显得格外显眼。
抗战站在那里不知不觉竟回忆起了今年的经历,钱是没挣到多少,确切的说还赔了相当一部分,因为上半年他曾误入过一次传销组织,要不是得益于一次警方的解救行动,估计他早就回家把他仅有的储蓄拿来“投资”了。抗战进传销这件事早已在村里传开了,他有时在想自己回去后乡亲们会不会看他的眼光也会变得异样。
每年的春节抗战都会赶回家过年,虽然现实中他的家只有他一个人,但是他的恋乡情结和他的年龄一样有增无减。工友们曾问他为什么一个人每年还要往回赶啊,他总是笑着说,回去和老少爷们聊聊天,在外面过没有年味,没有回家热闹啊,脸上虽是笑着,但他心里却百般滋味。年近六十的他每年还要出去奔波,他的两亩多地已经租给了别人,每年是可以有一千块左右的稳定收入,不过这点小钱根本不够他生活的。更何况全村的大部分人都外出了,他呆在村里岂不是更显孤单。
抗战,这个富有纪念意义的名字是他的父亲王友为了纪念自己的光辉历史给他取的,因为他曾参加过抗日战争和淮海战役。
不过提到他的父亲,抗战总是有一肚子的怒火。他的母亲在生他那年就因为产后大出血走了,他因此也成为了那个年代村里少有的独生子女之一。他和父亲相依为命,但是就是这种相依为命的日子也并没有持续多久。
解放后,因为王友军功显著,组织上找到他希望他能出任隔壁县的县长,王友深明大义地说自己就是个大老粗,会打仗会种地就是不会当官,自己何德何能可以当一县的父母官,还是另请高人吧。组织上尊重他的意思,他也因此错过了那个机会。不过他退伍时还是得到一笔可观的退伍费,他回家置办了一套先进农具,又买了一头黄牛,过上了村民眼中的“富农”生活。不过好景不长,在土改中,他的家产也被“共产”了,同时还被戴上了“地主”的帽子。不久王友抑郁而终,留下了抗战一个人。
抗战愤怒是因为要是当年他的父亲能够当上县长,也许他就不会在这个小村庄里打光棍了,他村里的王一不就是接父亲的班当上了老师吗,现在过得多滋润,下了课还不耽误回家喂猪呢。也许父亲那时要是当上县长自己说不定也能混个一官半职的呢,即使接不上班,那生活也要比现在好上百倍啊,他接着又想到了父亲去世后自己寄居在叔叔家的那段辛酸岁月。想到此处,他不禁叹了口气,看看窗外隐约有几处灯火,火车里一部分人已经进入了梦乡,他回过神来才意识到自己双脚已站得有些麻木。
抗战回来后才发现乡亲们还是挺仁义的,见面有说有笑,并没有人当他的面提起传销这件事,这让他甚感安慰。其实他今年回来还有一件难得的喜事,那就是他的干儿子小磊将会在年初六结婚。
小磊十岁那年认抗战作干爸,到如今也有十年光景了,虽然两家刚结亲时走得比较近,但是后来几年间两家并没有什么来往,毕竟小磊妈妈就听说过村里有人议论他们家和一个单身汉结亲是不是图个什么,为了避免闲言碎语,小磊一家也有意疏远了抗战。这么一疏远村里一些好事者又背地里议论着说小磊家是看抗战日渐变老,怕以后粘上他们家,还得给他养老送终,他们还分析到用长远的眼光看即使真给抗战送终也不会吃亏,那样他的积蓄还有田地都得理所当然的被小磊继承。
但让抗战想不到的是小磊这次结婚竟然没有提前通知他,他还是从别人那里得知的消息。不过抗战后来想想也许小磊不好意思开口,怕说了让他以为是想让自己掏两个钱呢,于是他也就释然了,不再纠结。
抗战每年回到家里都会到小磊家坐坐,每次前去都会给小磊带上些礼物,这次也不例外,另外此次前去还把礼金提前给了。
小磊结婚那天,抗战喝多了,走路摇摇晃晃,所幸在没有倒下之前被一个邻居架着回去了。喝醉是因为他心里难受,他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小磊一家拿他不重视,似乎在酒席上忘记了他的干亲身份,不然怎会只把他和同村来喝喜酒的一样给安排了呢,这让拿了相当于十多倍礼金的抗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公。但他在酒桌上克制住了自己没有发作,他不想让干儿子的婚礼上出现不愉快。回到家中,不知过了多久他竟然睡着了。
抗战年轻时也为自己的爱情努力过,但是作为一个无父无母的贫穷单身汉来说,几次相亲都因为这个原因而失败。抗战心里便又想起了自己的父亲,要是他当了县长,也许这时就不用去相亲了,也许身边女人多的甩都来不及呢。
大前年曾有一段意外的姻缘曾闯进了他的生活,抗战在外打工时经朋友介绍带回了一个中年妇女,但是只在他家过了短短一个多月就不知去向了,临走时还带走了抗战的唯一一点积蓄。从此他的心里就为陌生女人设了一道防线,他再也经不起又一次的欺骗了,因为上一次就差点让他倾家荡产。
合适的机会不是没有,只是他没有把握住。就说去年吧,同村的王建死了,撇下了一个他生前从人贩子那里买来的小蛮子,而且据说这位还是个知识分子呢,是在文革时被逼疯的,她经常被村里淘气的小孩们拦住让她唱歌,她只会唱那一首歌她唱了无数遍的“东方红,太阳升,东方出来个毛泽东……”,但是孩子们好像永远听不够似的,每次见到她还会让她唱。
其实小蛮子是王建本来当老婆买的,结果却成了自己的一个佣人,他们只同居过一次,后来再也没有睡到同一张床上。村长和村里几个人合计把小蛮子介绍到抗战那边,就算给他找个能刷锅做饭的,不料抗战一口回绝了,理由有一堆,什么破鞋啊、长相啊、没有生育能力等等全说出来了。抗战还说了,最主要是神经不正常,别到老了是我养她伺候她。后来据村里人说,小蛮子被王建的亲人带到火车站丢掉了。
春节期间总少不了窜门,尤其对抗战来说,与其一个人待在这间小屋里,还不如到人多的地方去凑个热闹。他最常去的还是麻将场,地方一般固定,因为有几家买了自动麻将机,所以常常是“高朋满座”。有时到了中午他会到堂哥家里吃饭,但大多数还是自己回去随便做点吃吃。每到晚上麻将散场后,他都要一个人冒着寒风摸着黑走回他那寒冷的小屋。
又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抗战打完麻将走回了小屋,躺下一会,他发现自己浑身虚弱,他摸了摸自己的头好像是发烧了,他心想可能是冻感冒了,于是起身从抽屉里拿出上次吃剩下的感冒胶囊服用了,一个人爬上冰冷的床钻进低温的被窝,也许是发烧的缘故,今天他睡下居然没有了以往的寒冷感觉。没过过久,鼾声响起了。
第二天一早,抗战正在屋里吃着他简单的早餐,突然王毅跑来了,气呼喘喘地对他说,王老头老了,快去看看吧。王毅口中的王老头算是抗战的同门一个叔辈,也是一个老光棍,去年因为年龄和身体原因才出狱。他进监狱的原因是放火杀人,虽然未遂,但他的哥哥被判了死刑,而他是无期徒刑。至于犯罪的原因,抗战是知道的,那事是发生在被后人称作的“六零年”,因为饥饿,兄弟俩看到邻居王均扔在地上的芋头皮便去捡着吃,结果王均看到后,做了一个羞辱兄弟俩的动作:将手中刚剥去的芋头皮扔在地上,看了看他们俩,接着用脚把它踩了个稀巴烂,于是转身回屋了,临走嘴里还在说着“看你还怎么吃”。恼羞成怒的兄弟俩当晚便带上煤油和火柴实施了放火,不料王老头粗心大意没有将门用绳子系紧,结果当火着起来时屋里的王均被浓烟熏醒了,因此一家逃过一劫。当晚王老头兄弟俩就被抓住了。
抗战和王毅来到了王老头这里,人已经硬了,估计是昨晚死的。几个旁边亲戚也陆续到齐,他们商量着后事。另外还把王老头的遗产简单的分了,其实也就是一辆半新自行车还有几件简单家具,这些几乎没人要,抗战看自行车还能骑于是便推走了。说起这辆自行车,也许是王老头家最值钱的物件了,这是他出狱那年买的,钱是村里给他的五保户补贴。后来村里还出现了一道风景线,年近八十的王老头弯着腰骑着自行车经常从村里经过去赶集。
两天后,已经初十了。村长找到抗战告诉他办理五保户的条件,让他把相关证件带上在外出之前给办了,今年就可以领钱了。说到证件抗战又头疼了,虽然他的实际年龄已经五十九了,但身份证上才只有四十九,这就麻烦了。抗战也没有想到自己当初把年龄改小是为了找老婆,结果到现在老婆没找到,到手的补助钱眼看就要泡汤了。最后还是村长帮他拿了主意,村里给他开证明让他去派出所把年龄改回来,抗战顿时喜笑颜开,感谢村长。
由于此时正是办理二代身份证的时候,所以他凭借村里的证明顺利改回了年龄,不仅如此,他还改大了一岁呢,因为对他来说到了六十岁才有资格享受五保户待遇呢,这使他足足高兴了一个晚上。
元宵节的到来在农村意味着春节的结束,因为这时大部分打工的已经返城了。抗战此时还没有要走的意思。因为身体不适,他从那天发烧开始就没有停过吃药吊水,可还是不见效果,反而从他回家到现在已经瘦了十来斤,这让本来高瘦的他显得更加“苗条”了。村卫生室的医生建议他去大医院做个检查,抗战说生死由命,自己踉跄地走回了小屋。
虽然舍不得花钱,但是身体确实挺不住了,在堂哥苦口婆心的劝说下,他终于在回家后第三天坐车去了县人民医院,堂哥和王毅都说要陪他去医院,他拒绝了。
检查的结果给了他一个晴天霹雳,这种他只在电视上听说过的疾病居然降临到了自己身上,他知道虽然它不是癌症但是比癌症还要可怕。医生和他做了沟通,并告诉了他一些关于艾滋病的信息。他呆呆的站在那里,倾听着。
他心里清楚自己没有献过血也没有卖过血,所以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和性有关系了。可是作为一个单身汉来说肯定会有这方面的需要,他的确曾去过几次按摩的地方,不过那都是几年前的事了,这几年就是他想去,经济条件也不允许啊。医生又告诉他,这种病的潜伏期很长。医生建议他住院治疗,他拒绝了,当晚后半夜才回到了家,那时天空已经飘起了急促的大雪。他是故意这么晚回去的,生怕碰到堂哥和王毅问起他今天检查的结果。
那个晚上他哭了一夜。大雪也下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抗战背起他昨夜已经收拾好的行囊,踏上了他外出的路,他走出村口时不禁回头望了望,此时已有几家炊烟升起,他低头看着自己印在这片土地上的脚印,直到它被大雪再次覆盖时,他才缓缓转身,继续冒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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